2018年8月28日，敬爱的王谦宇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消息传来，十分悲伤。人虽无法不死，但由于王老在我心中位置很高，仍然留恋不舍！

王老师是我大学时代和参加工作初期的老师和领导。在我心目中，他始终令我仰慕和敬佩！

在大学时代，由于我所在的政教系创办于60年，系史不长，加上不久的政治运动停评职称，故我们求学时还没有教授，甚至副教授都没有，只有四大讲师，分居于哲学(王谦宇)、政治经济学(胡浩正)、科学社会主义(周作翰)、中共党史(谭双泉)四大教研室。王老师教哲学，声望居首。由于不久爆发的文革运动，由于他后来长期离开湖南先后去广州、北京、深圳工作，由于我后来从事的是科社学科，我同王老师并没有过多的亲密接触，一生算起来也就七八次。但不知怎么，他那亲切、儒雅、博学的大师级形象一直耸立在我的印象中，愈久弥深，愈久弥敬！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大约是在1965年下半年的什么时候。

新学期不久，我作为新入校的老员工，他作为系领导来看望我们，由系秘书蒋敦雄老师陪同。瘦瘦的身材，眼睛深陷，鹳骨有点突出，走路有点外八字，斯斯文文，清清秀秀，儒雅、亲切，一付典型的广东人形象。

后来才知道他是印尼华侨，是解放前夕从香港进入华北解放区的。开始在中联部等单位工作，为加强新建政教系的领导和团队，他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马列学院调来我系，开始是副系主任，后来为系主任。

第二次箝入我记忆中的是始于一场学术争论。

上世纪中期，兴起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学术讨论。王老师是什么观点，我不太清楚，我只记得王老师是反对顶峰论的，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即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我们系的另一领导和少数老师是反对他的这一观点的。他们的争论不知怎么，不仅反映到学校去了，也影响到了我们员工群。我记得争论也很大。员工的反对主要是出于对主席的朴素感情，其实从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我是支持王老师的观点的。由此也激发了我对哲学的极大兴趣和积极阅读。一本艾思奇的著作当时几乎被我记得滚瓜烂熟。

说起这两位系领导，其实都是我的恩人。一个是我的理论启蒙人，一个是留我于学校的伯乐。有时我还真琢磨过如果他俩继续是我的领导，我该如何应对呀？

当然，他俩后来不久都相继调离了。而且据黄淑珍老师后来亲自告诉我:王老并不怪他，王对他的人品极其肯定。他们的分歧是时代条件下的理论之争，很正常。

到了1966年初夏，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爆发了。尽管开始是批学术权威，后来是批大小领导，运动搞得排山倒海般猛烈。令我一生聊以自慰的是，尽管如此，但我从未批判过我的老师和领导，更没伤过任何人。王老师的很多委屈和折磨我只是后来才听说的。唯一有点事后发怵的是我当时向光明日报投过一稿，是批海瑞罢官的，我在文中不点名地联系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事。当时报社打电话来询问过我的情况，准备发。好在戚本禹的文章不久就发了，我的那篇小人物的小文章自然不足份量了，否则我对老乡—彭老帅会有终生负罪之感的。

第三次见到王老师是1969年下半年的事。

当时全校员工都于1968年年底从学校扫地出门了。我系员工上半年在湘西凤凰县腊尔山区劳动，下半年转移到了条件相对好一点的阿拉区劳动。上半年老师与员工是分开的，老师在另一地方劳动改造。直到下半年，学校除了留下少数老师搞专案清查外，其他老师都来到了我们员工身边，王老师此时也来到了我们中间。但由于分到我所在生产队的老师是彭文彬老师，所以同王老师的接触只是有时在区或县集中时才有可能见面，失去耳提面命的机会，自然有些许遗憾。

第四次同王老师的接触是最多最深刻的一次，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

那是1971年冬季还是1972年年初的事。学校正组织干部、老师学习毛主席批陈伯达天才论的那封信，为了推动学习深入，学校要王老师作辅导报告，我其时正在院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当干事。我记得王老师的辅导材料是分三次写完的。由于时间紧，每次写一部分，就由我去他家中取来，取到后就给机关打字员欧阳师傅打印在蜡纸上，由公司对无误后再付印，那几天都是连夜赶班。他那时住在新至善村，俗称48家。我为此跑过他几次家里。他老伴黄妙珍老师在系资料室工作，我同她很熟。他俩个女儿那时还小，出于礼貌和羞涩，没什么接触，只留下了十分清纯可爱的印象。还有一个印象也好深，就是每次去他家都能喝到他斟的红茶。第一次见识喝茶是用一个小小的杯子，一次斟一小杯，几乎一口就没了，对我这个头一次见识喝红茶的农村孩子来说，显得不习惯、不自在，也不解渴。

他当时对天才论的诠释与批判，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一点点。不知道学校档案馆还有存底不？我想应该有，找机会去找找。由于我这次有幸作为第一读者真正认真阅读了王老师的大作，对于他对马列原著的旁征博引和对天才论的有理有据的辨析，既令我叹服，又使我受益终生，初尝了理论的魅力，为这辈子的理论兴趣和理论研究及时地添加了一抔沃土。

笫五次见面是1981年在中央党校的事。

在湖南，他被称为老运动员。尽管他是那样的忠诚和谨慎，但每次一有风吹草动，他仍然是首当其冲。大概是为了寻找一片理论研究的理想乐土，他从此离开了湖南，始初去了广东，后来又去了北京，当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期，他受组织之托，又去深圳开启了新的航程---创建华侨城。这段变迁往事，我不太熟悉，只能记得大概。1978年他从广东社会科学院调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时，正逢中共高层在进行拨乱反正并酝酿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他参与编辑的《理论动态》及其编发、撰写的文章成为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端。功莫大焉！

这次见面是我应谭双泉老师之邀一起去中央党校参加全国建党6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第一次赴京城开会，就像刘佬佬进了大观园。为此我记得还事先找了王老师。我和谭老师左问右拐，待找到他家时已是晚上了。当时我还提了一壶从家里带来的茶油，一是见面礼，二是那时食油尚短缺。进屋后受到全家热情款待。然后他就亲自带我们找到会务组报到，并带我俩进到住宿的房间才罢。没有王老师的指点和引领，真还不会有这样顺当哩。这次理论研讨会也是高规格、高质量的，不仅听了邓力群、冯文彬等领导的主题报告，还拜见了党史界的前辈胡华等，开阔了眼界，故还要深深感谢谭老师的提携。

第七次见面是在深圳市华侨城他家中。应该是2007年的什么时候了。  

2007年，作者拜访王谦宇主任于深圳市华侨城宅中留影  

他是1985年由时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被国务院侨办商调到深圳筹建华侨城的，担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党组书记兼副主任。之所以看中他，不仅仅是他的华侨身份，更是因为他是理论界写支持特区建设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并得到胡耀邦批示的第一人。

那次是应我员工之邀携我老伴去深圳游玩的，顺道去拜访了他。记得去时是晚上，由深圳员工会邹秘书长带我们去的。那次去，他老伴黄老师还认识那个经常去资料室的小李。我同她的接触主要是在系资料室完成的。她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待人的和蔼可亲，令我至今都难以忘记。尤其是她常年四季独自横渡湘江的勇气和技能令我有几分叹服。前些年驾鹤西去，事后才听说，没去送行，实在惆怅！

此时王老师已经退休。他说他最大的爱好是摄影，每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一般都要出国一次。扛起背包，边游边摄，自得其乐。他把每一次的胶卷洗出后，都用纸袋一一装好、标好。我去时已装了滿满一书架，他拿出了部分照片向我们展示。我因不懂摄影，也只是一个劲地说好，道不出个所以然。他说，为教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没什么积蓄，唯一的“特权”就是退休时在华侨城开了一家小小的照相器材店，利用该店收入以补助他的旅游摄影支出。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件令人钦佩的事：虽已年届七十，还学会了开车。他心态年轻，活得十分潇洒，我这个当员工的也自然欣慰。我本也想向他学习，在70岁前学会开车，但老伴坚决反对，只好作罢。

他在《逝水洄澜》著作中有一句题记说：“惊涛骇浪已成身后的风景，洄澜之上，生命的帆船仍在驭风而行…”这应是他一生的形象概括。

第六、八次见到他是在学校。

他回过学校两次。第一次是1991年他来校探望政教系的老同事，此时我正在党办工作，从图书馆到系，我全程陪伴了他。  

1991年，王谦宇主任回政治系探望老同事  

第二次是2002年重访来校。此时适逢我已从机关来法学院(后为3044am永利集团)当经理了，政教系是法学院的一个系。由我来具体组织和接待就是义不容辞的了。他每次回来，不仅受到校院的热情接待，更受到昔日老同事的真诚相拥。不管已是华发满头的老同事，还是年入中年的老员工，都由衷地相拥他，亲热他，敬佩他，可见他当年在系里的为人为学是多么的令人难以忘怀！岁月分开了我们，也催老了我们，但大家的情谊永远在一起，镌刻在人们的话里、心里和记忆里。每当看见陈贤昌(已故)、黄淑珍、张寓言、熊学珍等中年女性都像少女般那样深情依偎在他身旁或紧紧地牵着他的手时，我深深的震撼了：做人做得如此这般美好，何人不羡？！  

2002年，王谦宇主任重访来校与老同事于校办公楼前留影  

感言：别人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就有一份恩情。自己出现在别人的生活里，要像一份礼物。王老师的一生，就是不断给别人送礼物的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永远感恩为我送礼物的长者、师者、善者、能者！

注：今天找照片，还发现王老师87年回校了一次。有在松桂园宾馆合影作证。怎一点都不记得了？真是未老先衰呀！事后努力地想了想，这次来湖南似由于各种原因，未回学校，只是在河东由蒋敦雄老师作东邀我们几个老师聚了聚。  

1987年，王谦宇主任与老同事相会松桂园宾馆留影  

王老师千古:

一生求真，报效国家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功绩卓著青史永载；

三湘结缘，躬耕桃李传道授业言传身教师德无量深恩难忘。

员工李屏南敬挽